践，这种思想叫做道义——“道之所存，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对于这两类性格，成吉思汗并不认同，他虽然不会用“愚腐”这个词来概括，但是他觉得这些人的处事观点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以至于他曾经不打算接纳这种人，但是，明安说到的第三条却打动了他，那就是这此读书人很重视“气节”与“忠义”，如果你尊重他们的人格，采纳他们的建议，他们就会死心踏地得跟从你、追随你，甘愿为你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这被称为“士为知已者死”。当成吉思汗了解到这种性情是与自己一向注重的忠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时候，立刻表示出极大的欢迎态度。他一向认为，忠诚与正直的人永远不必嫌多，应该多多益善。

得到大汗的鼓励后，郭宝玉陈词的态度愈发从容起来：

“金国自野狐岭之败后，确实已元气大伤，但它毕竟还是一个大国，有着不可忽视的战争潜力。而做为其首都的中都是全国第一大城市，也是防御力最高的城市。相对于这样的城市来说，我蒙古大军的攻坚能力就显得甚为不足了。”

“可是我们也同样攻下了许多城市，上都会宁、太原、济南。这些也都是大城，不还是落入我们的手中了吗？”成吉思汗发问道。

郭宝玉不慌不忙得回答道：“不错，这些城市也很大，同样也很坚固，但是请问大汗，我们是怎样攻取这些城市的呢？”

“奇袭、内应、诈败诱敌。”成吉思汗答道。

“是啊，采取的都是计策，乘敌无备、出其不意得夺取了城市，但没有哪一次是用正面攻击或长期围困拿下的。因何如此呢？”郭宝玉不待成吉思汗说话，便自问自答起来，“因为，若以正攻取城，我军缺乏相应的攻城器械，比如冲车、楼车、云梯、投石机以及火炮，更没有足够的步兵；若做长期围困，我军又兵力不足，且身处敌地，粮草补给困难。兵法上说，屯兵于坚城之下而久攻不克乃是大忌。我军是客，金国为主，以客犯主，利在速战速决。况我军多为骑兵，不擅步战，如果舍弃灵活机动的优势而转入旷日持久的围攻战，则等于是以自己的短处去对付敌人的长处，为了中都这一城而牵制了全军。一旦耗费了大量的时日却又攻坚不下，给予金国以喘息之机，使得他们的动员起战争潜力，反而会使我军陷入进退两难之境甚至有被反包围的危险。到那时，粮草不济，士气低糜，处境危矣，虽孙吴子再世亦难保全了。”

话说到这里，许多武将的头脑也渐渐冷却了下来。速不台第一个表示支持，他说道：

“是啊，中都此时既然有变，防备必然更为严密，再用奇袭恐怕是不成了。胡沙虎这个家伙打仗不行，但龟缩起来防守却很在行。单是从他守居庸关的时候命令士兵用铁水浇铸了城门，并在二百里之内遍撒铁蒺藜倒还着实难为了咱们一下，若非大汗出奇兵间道取南口，还真是不好办呢。他在抚州又吃过咱们诈败诱敌的亏，想来也学得乖了，不会再上当。这些计策一失灵，就只能硬攻了。如果那样，咱们损失可就大了。”

忽必来也点头道：“不错，咱们的马又不能飞上城去，要是离开马背改爬城墙，再勇猛的把阿秃儿都会力不从心的。”

木华黎道：“别说是中都，就连咱们一路上遇到的真定、大名这些大城，一旦事先有了准备也就攻不下来了。”

窝阔台道：“我们攻下太原，也只是因为金人没料到我们会从他们背后杀出，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才拿下的。”

其余众将也纷纷表达赞同郭宝玉的分析，以各自的实战经验来说明攻城的困难之处。这些言词使郭宝玉感受到了一种过去的环境迥然不同的清新与舒适。在这里，没有礼仪之下的假面具，更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肮脏龌龊。成吉思汗故然威仪赫赫，但那是一种真正的令人从心底折服的气势，这种气势是任何仪式、鼓吹与装腔作势所不能模仿的，全无一丝虚张声势与矫揉造作。他的决断是无人可以更改的，因为那往往是贤明的、权威的。但他也从不拒绝任何建议与规劝，运用其冷静的头脑与敏捷的判断力从中抽取有益的部分来完善自己的决断。

处身于这样的君臣之间，也许他们显得有些粗鲁、没有文化、欠缺必要的教养，但却是那么和善相亲、那么不拘小节、那么勤勉好学、那么宽容大度。这里没有偏见、歧视、傲慢阴毒，处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这是一股方兴未艾的力量，其势如大海的怒涛，沛然莫能当之。从而，他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和他们在一起终将创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功业，使得自己的名字流传于青史之中。

成吉思汗的询问打断了郭宝玉的思绪：“那么先生以为我们此时该如何行事呢？是进还是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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